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上）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上）
前言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3）生态马克思主义
4）生态社会主义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6）生态恐怖主义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1）科学“共识”的历史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前言
地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各种生存资源与发展条件，让人类繁衍生息，绵延数千年。
人类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中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关系。一方面，“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即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万物可以被人类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动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西方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环境是创世主恩赐给人类并交给人管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当珍惜并善加利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均衡发展，互不相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对环境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大禹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 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3]这些都表现了取物有节、珍惜、保护生态的思想。
近现代工业革命后，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让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实行各种相关法令与保护措施之后，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大为改善。在此过程中，人的环保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自然的爱护和改善环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概念：环境保护、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环境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这种环保活动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环保运动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其主体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媒体攻势和复杂巧妙的政治运作，改变有关环境的政策及大众心理和行为习惯。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又译环境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环境、人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的来源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共产邪灵善于绑架群众运动、操纵和利用社会形势，因此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之初，共产邪灵就系统安排了对其的绑架和利用。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它用动人的说辞、利用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义感、真正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人。但这场运动背后的因素却是共产邪灵，它利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来推进自己的图谋。在这场运动中，环保被高度政治化、极端化甚至宗教化；传统的道德基础被忘却，误导性宣传甚至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腕成为主导因素。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本文将着重探讨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哪些联系，环保主义如何被劫持、变形，以及它将带来何种影响。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为了最终毁灭人类，共产邪灵做了多方面的周密准备。共产主义发端于欧洲，又发动暴力革命在东方的两个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共产阵营和西方社会在冷战中长期对峙。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文将使用该机构简称IPCC）成立，“全球暖化”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4]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曾经召开国际环境会议，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倡议建立国际环境监测系统，签署建立“环境保护特区”的盟约、支持联合国环境方案，并在巴西召开后续的环境会议。[5]我们随后看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对这些提议几乎照单全收。美国政界要人发表公开信《致全球暖化论的怀疑者》，“全球暖化”成为这个阶段环保主义者（其领头人是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给人类塑造的主要敌人。利用环境保护借口进行的宣传骤然升级，环境立法、环境公约数量迅速增多、规模加大，环保主义成为限制各国公民自由、剥夺民族国家主权、限制打击西方自由社会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纷纷改弦更张，加入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和环境运动骤然升温，变得声势浩大，同时具有了更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动政变后，迅速颁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矿产、动植物资源收归国有，不准人民擅自开发利用。[10]
美国作家布莱恩‧萨斯曼在《生态暴政》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列宁的思路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没人有权利从自然资源中获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鲸鱼、蜗牛还是气候，所有理论的基础都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这种获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尽快阻止，会最终毁了这个星球。”[11]
这场全球性的环境运动涉及了为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等，我们这里无暇一一列举其思想言论和所作所为，但有一个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联合国环境署的创办人、筹办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亲共记者、在中国度过余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响，他将自己描述为“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资本家”。有人认为斯特朗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权力追求者”，“他的观点与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街头抗议者一样激进，但他没有在全球会议上对警察设置的路障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而是在会场内部以秘书长的身份挥舞著主持会议的木槌。”[12]斯特朗领导的联合国环境署发表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土地私有权是积累财富的主要工具，有助于导向社会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权的公有是必须的。”[13]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后选择在北京定居，于2015年去世。
已故前苏联问题专家、对“谣言战”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兰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写道：“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攻击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护环境这个借口，实行一系列破坏发达国家工业基础的措施。它还可以通过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产主义价值观来实现捣乱的目的。”[14]事实上，环保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于前共产阵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自由世界内部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环保主义的各种学派、团体、运动、政策，很多都与共产主义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将举例加以说明。
3）生态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提出生态概念的英国人雷‧兰克斯特（Ray Lankester） 和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费边主义者（费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兰克斯特是动物学家，是马克思的年轻朋友。在马克思晚年时，兰克斯特是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参加马克思葬礼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兰克斯特曾写信给马克思，称他正“以极大的乐趣和受益”了解后者“在‘资本论’方面的伟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国最重要的植物生态学家，“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是“英国生态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伦敦大学学院上学时，深受兰克斯特的影响。[15]
从兰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当然，生态学与环保主义并非一回事。生态学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环保主义特别关注生态灾难。不过，生态学能够为如何界定生态灾难提供理论基础，与环保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就是从生态学衍生出来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态危机概念；扩展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产与环境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危机、双重矛盾理论。用理论性的论述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被称为第一个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产条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二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第二个矛盾导致生态危机。[16]
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因为经济危机而走向灭亡，反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于是，第二个危机──生态危机，就成了共产主义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学者们给环保运动寻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是为环保主义的激进化推波助澜。
4）生态社会主义
顾名思义，生态社会主义就是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所以，又被人戏称为“西瓜”──外面是绿的，中间是红的，或者“红绿帮”（Red Greens）──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典型诉求，比如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态学中，明确地要用环保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最能表现生态社会主义立场的，就是2001年由乔尔‧柯维尔（Joel Kovel）和迈克尔‧洛威（Michael Lowy）发布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维尔曾寻求2000年美国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没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 “第四国际”（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员。宣言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必将被生态社会主义代替。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或者派别，而是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维尔出版了新书《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详细阐述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主张用更激进的新方向来改变现状。[18]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当环保主义进入政治，就产生了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称为生态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国成立的绿党，就是绿色政治的产物。通过参与地方和国家选举，企图进入决策圈来实施其理念。绿色政治的范围通常并不完全局限于环保，而是掺入了社会公正、女权主义、草根民主、反战与和平主义等。“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就是这些绿党形成的一个国际组织，2001年发布了《全球绿色宪章》，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打着平等的口号，甚至要把人与动物平等看待。[19]
由于环保主义常常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导，再加上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许多前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残留力量开始组建绿党或者加入现存的绿党，使得绿党中很多人都在意识形态上偏左，所以出现了一个词叫“绿左”（Green Left）。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曾想复出政坛，但极不顺利，于是变身为环保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国际绿十字会”（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显然，戈尔巴乔夫会把共产主义因素带入他的环保事业，言辞之间总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环境灾难的意味。[20]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直接参与环保运动的也不少。澳大利亚的“绿色禁令”运动（Green Ban）的发起人之一杰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成员，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全国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个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宁诞辰100周年。是巧合吗？也许。但是在左派主导环保运动的情况下，很多人相信这不是巧合。
6）生态恐怖主义
环保主义受左派影响，从一开始就比较激进。它有许多激进的分支，包括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还有一些特别激进的，比较广为人知的组织包括“地球优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团体，它们采用直接行动以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放置炸弹和纵火），被称为生态恐怖主义 （Eco-Terrorism）。
“地球优先！” 兴起于1979年，口号是“保卫地球母亲，绝不妥协！”（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针对伐木、水坝建设等项目采取直接行动。一个著名的做法就是采用“树坐”──坐在树底下或者爬到树上──来阻止伐木。“地球优先！”的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员，包括具有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进的成员发起了一个叫“地球解放阵线”的分支，手段则是纵火。2000年底，美国长岛上的9栋豪华别墅，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因为它们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园中。地球解放阵线，这个臭名昭著的环保恐怖组织，像往常一样，纵火后理直气壮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烧（If you build it, we’ll burn it!）”的标语。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阵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22]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过普通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上的观点分歧。共产邪灵用“恨”的因素使环保主义者变成和恐怖分子无异的环保恐怖分子。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绿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在40个国家都有办公室，年收入超过3.5亿美元。“绿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环保组织之一。
绿色和平的共同创办人、1977年离开绿色和平的保罗‧沃森（Paul Watson）曾说过，“大卫‧麦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绿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诀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的秘诀：无所谓什么是真的，有所谓的是人们认为是真的……媒体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绿色和平成为神话，成为了产生神话的机器。”[23]
派翠克‧摩尔（Patrick Moore）也曾经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的一位共同创建人，曾经非常投入地致力于环保事业。他后来辞去了“绿色和平”的职务，因为他发现这个组织政治上已经急转弯到了左派，[24]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和具有政治议程的组织，比如对广泛的工业化学品都怀有敌意，其政策是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学。[25]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绿色和平”成员因为爬入英国一家燃煤发电厂搞破坏，造成了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损失而被起诉。他们承认试图关闭电厂，但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损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灾难）。法庭最后认同他们的行为无罪。此前“绿色和平”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法庭胜诉记录，包括破坏核电厂、汽车公司甚至喷气战斗机制造厂等等。[26]许多有识之士担忧，照此逻辑，合法与非法间还有界限吗？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乌托邦的邪说把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合法化；披上绿色环保外衣的共产主义变种则鼓吹环境灾难，以此变异人的价值观。上例中“绿色和平”成员成功说服陪审团接受其犯罪动机的“正当性”，正反映大面积人群受到蛊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说。让人抛弃神定下的普世价值，正是魔鬼毁人的手段。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的公众争论也异常热烈，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政治圈，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最常见的说法是“由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变暖，并将导致危险的气候灾难”。同时强调这一结论是科学家的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学定论（settled sience）。在一些环境主义信徒眼中，反对这一结论的不但是“反科学”，也是“反人类”。前述破坏电厂的“绿色和平”成员之所以被判无罪，就是因为请到了鼓吹这种“共识”的知名专家为其提供证词，声称电厂每天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将导致多达400个物种被灭绝等等。
科学界真的达成共识了吗？美国科学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学院大气科学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气候科学还没有定论”。[27]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教授史蒂夫‧库宁（Steven Koonin）也撰文说“气候科学尚无定论：我们远未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制定好的气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读者，“公众基本上对气候科学界内的激烈争论毫无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实验室的会议上我观察到超过100名来自政府或者大学的研究者互相争辩，试图努力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从自然的气候变化中区分开；他们争论一些绝非无足轻重，而是我们［对气候的］根本认识方面的问题，比如明显的却出乎意外的过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减缓。”[29]
总的来说，地球表面温度自1880年以来总体上有所上升，人类正在向大气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对地球有升温作用──科学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变暖是由人类活动的原因主导还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纪末地球将变暖多少？人类有能力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吗？变暖是否会造成“灾难”？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界似乎确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形成了某种“定论”：因为反对“共识”的声音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媒体和学术期刊上。
前美国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学家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国家公共广播（NPR）的采访时说：“我毫不怀疑全球变暖的趋势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去假定它是一个问题，就等于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气候的状态是最佳气候，是我们可能拥有或曾经拥有的最佳气候，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它不会改变。”[30]
他进一步解释道，“首先，我不认为人有能力确保气候不会改变，数百万年的历史显示气候不断在变化；其次，我想我会问哪些人──在哪里和何时──被赋予特权，来决定我们今天的这种特定气候、现在的气候是所有其他人［认为］的最佳气候。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傲慢的立场。”[31]
他虽然试图表达科学应该采取谦逊的立场，但马上遭到媒体和一些气候科学家的强烈指责，甚至说他的言论显示了“傲慢”的态度。第二天他在强大压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他在另一次受访时评论道：“我个人认为人们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已经走得过分了，以至于从技术层面讨论这个话题简直是不合法的。它几乎获得了宗教地位，我觉得这令人遗憾。”他对“科学共识”的看法揭示出气候问题上的所谓“共识”，其实不是科学过程。他认为科学向前发展是争论的结果：“你建立一个理论，发布你的数据，完善你的概念，然后别人驳倒它，或尝试驳倒──这是科学共识的发展方式。”[33]很显然，千方百计阻止科学争论，其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英国皇家气象学会院士、前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顿（Lennart Bengsston）教授在加入全球变暖政策论坛（GWPF）学术咨询委员会（一个挑战气候变暖理论的智库）后，由于其在专业领域中卓著的声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关注和巨大压力。两周后他被迫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解释道：“巨大的集体压力”使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们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联合作者”等等。“在气象学这样一个原本谐和的圈子里，我永远料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显然它近年来已经发生了转变。”[34]伯格斯顿的观察是对的，“近年来发生的转变”是该学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纵的结果。
事实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科学共识，已经把一种气候变化理论变成了教条。它也是当代环境主义的一个最重要信条，不能容忍任何挑战。接受信条的科学家、媒体与环境主义活动家共同渲染灾难和恐惧。这个教条是环境主义背后的魔鬼恐吓人类、使人听其摆布的重要工具。围绕这个教条的建立和巩固过程，我们也不断看到共产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骗”和“斗”的基因。
1）科学“共识”的历史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约每隔五年评估已有的科学研究并发布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声明，建立气候问题上的“科学共识”，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35]报告中列出了包括领衔作者、参与作者和评审专家的数千人名单。从此，报告结论就常常被说成是全世界数千名顶尖科学家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文简称框架公约）声明，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注意声明首先已经暗含了假设：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引起的，并且会造成危险）。随后，IPCC被赋予一项任务：鉴定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危害。[36]框架公约声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设是人类为造成危险气候的元凶，这就等于给IPCC的“鉴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气候变化不会造成危险，或者不是人类造成的，那么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政策，为政策制定而设立的IPCC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冲突”也局限了IPCC的关注方向。[37]
结合以上历史来看，就不难理解围绕IPCC共识的建立过程发生的以下事件：
a）IPCC报告删除不确定性陈述
IPCC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1995年）发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贝。塞茨博士发现在评审科学家审核通过之后和印刷之前，文本进行了大幅改动，有关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不确定性的描述都被删除。塞茨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道：“在我作为美国科学界成员的六十多年里，包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期间，我从未见过同行评审过程比这更令人不安的腐败。”[38]被删除的文字包括：
“没有研究证据明确表明我们可以将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归结为温室气体增加。”
“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将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全部或部分归因于人为造成的原因。”
“在气候系统总体自然变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之前，任何声称检测到重大气候变化的主张都可能存在争议。”
虽然IPCC后来宣称所有改动都经过相关作者同意，但这种改动至少暴露了报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评估报告并不进行原创研究，它主要是总结现有的研究。由于现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观点，为了达成既定的“共识”，报告在最终结论中抹去了异议。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类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分辨的影响。”随后的10月版本变成：“人类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对过去50年中观测到的变暖有显著作用。”然后在最后的官方总结中，语气更加强硬：“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达90%］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发言人被问到有关这些措辞变化的科学依据时，他的回答很诚实：“没有新科学［发现］，但科学家们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确而强烈的信息。”[39]
简而言之，框架公约给IPCC布置了有明确答案的家庭作业，IPCC按照要求递交“满意”的答卷。
b）IPCC报告强化“灾难共识”
法国巴斯德学院的教授保罗‧瑞特尔（Paul Reiter）是一位疟疾和其它昆虫传染病方面的权威，由于不同意IPCC的报告，他不得不威胁要对IPCC发起法律诉讼，才把自己的名字从所谓支持IPCC报告的“2000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作者名单中拿掉。他说：“IPCC（报告）看起来好像是所有顶尖科学家的共识，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说：“辩论中令人痛苦的是，这种虚假的‘科学’在公共论坛上得到了有影响力的‘专家’小组的认可。我这里特别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五年，这个联合国组织就气候变化的各个方面发表‘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共识’。除了遴选科学家的过程令人生疑之外，这种共识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学的。” [41]
环保主义者一直宣传疟疾等昆虫传染病将随着气候变暖而肆虐。这也是IPCC的主要论调。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报导，“根据联合国报告称，全球变暖将使数百万人面临疟疾和登革热的风险。”[42]但瑞特尔教授不接受气候变暖和传染病扩散的简单联系。
他指出，疟疾肆虐并不局限于热带。大规模的疟疾爆发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前苏联，甚至北极圈附近的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都有3万疟疾病例，造成了上万人死亡。[43]根据《自然》杂志2011年的一篇报导，科学家发现蚊子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其疟疾传染性反而会降低。[44]这证实了瑞特尔教授的立场。
另一位科学家退出IPCC的经历也表明，后者的“灾难共识”成为其运作文化的一部分。美国海洋大气局飓风研究专家克利斯朵夫‧兰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开信中说：“我认为这一过程既受到预先设想的议程的推动，又受到不健全科学的影响。” 他恳请IPCC确认该报告将坚持科学而非故意危言耸听。 [45]
兰德西对于飓风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认识与所在小组的领衔作者（飓风研究非其专长）有分歧，后者不顾事实地强调气候变暖会引起更强烈的飓风。兰德西指出过去的研究表明，从历史记录上看不出这种联系，从理论上说，即使有联系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大卫‧德明 （David Deming）因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历史温度资料，而被“共识”理论提倡者视为同道。一次IPCC领衔作者之一发电子邮件给他：“我们应该［从历史记录曲线中］抹掉中世纪温暖。”[46] 中世纪温暖指的是大约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区的气候变暖时期，在气候变化历史曲线中抹掉这一变暖现象可以凸显当今的变暖是“前所未有”的。
诸如此类的事件很多。美国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霍尔纳（Christopher C. 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热的谎言》（Red Hot Lies）中列举了原IPCC作者反对IPCC结论或者其政治化运作的许多专家。[47]他们对IPCC的所谓“共识”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和挑战，可悲的是，在现在的学术和媒体环境下，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共识”的确立和巩固，是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操控人类，放大灾难意识以帮助其变异人类价值观，并最终在人间建立超级政府，推行共产主义的主要步骤。这一步骤主要是在科学界完成的，但是同时也借助了媒体、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学家不管其学术声望有多高，一旦公开表达对所谓“共识”教条的怀疑，马上就会面临来自同行以及所在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就范。在共产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只不过那些受到压力的人质疑的是共产党的教条。
大卫‧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国知名环保活动家、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 。但当他公开表示不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共识”教条之后，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不满。[48]随后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基金会主席，从前尊敬他的环境主义者转而认为他智力有问题，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钱。[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兰皇家气象学会的主席，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支持“共识”的教条，他被解除了职务。类似的，世界气象组织官员阿克塞‧温尼尔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员诬蔑为“工业界的工具”； 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苏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东尼奥‧斯派兰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们质疑气候变暖理论之后，再也没能力获得研究基金。[50]
美国州气候学家协会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气候学家迈克尔斯（Patrick J. Michaels）在其著作《气候之极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全球变暖科学》中列举了许多环保主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科学异议达到“共识”的例子。由于他坚持气候不会导致灾难，这种乐观立场和“共识”教条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长告知不能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言。他最终选择了辞职。另一位州气候学家、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乔治‧泰勒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泰勒最终被迫辞职。前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莱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华的州气候学家，同样地他也被州长告知，不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发言。华盛顿州的气候学家助理马克‧奥尔布莱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鱿鱼，因为尽管被老板警告，他还是向询问的新闻记者和本州公民用电子邮件发送了关于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记录，而不是挑选其中（看起来显示气候变暖）的部分记录。[5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气候学家的专长领域──气候科学问题而不是州的政策问题。在共产国家里，政治粗暴干涉科学的情形不少见；在西方国家里，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学术自由。
对“共识”教条有所怀疑的学术研究很少见诸学术期刊，这一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迈克尔斯教授在1990年英国四频道的电影《温室阴谋》中谈到：一个人的观点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会有麻烦。他的论文被不止一家学术期刊拒绝发表，他曾经向学术期刊编辑询问为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论文必须通过比别的论文更高的评审标准。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报告，当时的认识是：全球变暖的幅度“和气候自然变化相当”。所以迈克尔斯的观点虽然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异端”。但是建立“共识”的目标早已经定下，魔鬼指挥各方面朝目标努力。
政府资金的倾斜对“共识”的形成与巩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类引起全球变暖并会带来灾难的假说把气候变化研究推到了为决策者提供咨询的地位，因此支持这一假说的研究自然就会获得大量的科研资金，相应的大量学术文章也会被发表。反过来讲这也阻碍了科学家向其它可能的方向进行探索和研究。美国飓风研究先驱比尔‧格雷（Bill Gray）教授由于对气候理论“共识”教条的批评，突然发现他的飓风研究项目基金申请计划接连被拒，原因是：他提议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点。[52]
2008年3月许多怀疑气候问题“共识”教条的科学家们在纽约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这些科学家们表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遇到各种障碍。前美国气象学会主席、气象专家约瑟夫‧达理奥（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害怕被解雇。 他认为“气候学、气象学和相关科学‘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谓的‘共识’立场”。[53]
前乔治亚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朱迪斯‧库里（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参议院作证中谈到，一位受雇于NASA的科学家告诉她：“我参加了美国宇航局相关机构科学家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的高级经理表示，他的NASA老板说，我们不应该试图发布与当前全球变暖论调相反的论文，因为他（美国宇航局的老板）很头痛将不得不反击［由此引发的］‘令人反感的’舆论。”[54]库里教授（Judith Curry ）在证词中揭示，“气候科学家在气候辩论中表达不确定性或某种程度的怀疑，就被归类为‘否认者’［来自于纳粹主义者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或‘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业界的资助）。其动机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或者因为受到化石燃料行业的资助。我自己就因为公开讨论IPCC如何对待不确定性的问题，而被贴上背叛同事的‘气候异教徒’标签。气候科学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屈服于所谓‘共识’。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政治家，还来自联邦资助机构、大学和专业团体，以及作为绿色［环保主义］活动家和倡导者的科学家们。来自金钱、声誉和权力的动力大大强化了这种共识。”[55]
库里教授是美国气象学会院士，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气候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尽管她学术上成绩卓著，也因为不愿继续承受压力而选择提前退休。由于她近年来挑战IPCC的“共识”，被贴上各种污名标签，如“系列气候假信息发布者”、“反科学”、“否认者”等等，这不光来自媒体，也来自科学家、国会参议员。某国会议员甚至专门致信乔治亚理工学院院长质疑库里的动机。[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简直无法告诉学生和博士后们应该如何在“气候科学领域的疯狂”中探索。[57]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曾经和库里教授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该校环境科学合作研究中心（CIRES），尽管他认同IPCC“共识”的大部分结论，但仅因为指出数据不支持飓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面临类似压力。他最终转行到科罗拉多大学的体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尔克教授指出，库里的经历表明，“拥有终身教授职位也不能保证学术自由。”[59]无怪乎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出的前NASA大气科学家乔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后才宣布自己对“共识”教条的怀疑态度：“由于我不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没有接受任何资金，我现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说话……”她表示，“作为科学家我保持怀疑态度。”[60]
资料来源：大纪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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